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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爬者
录入时间:2018-6-4 9:40:20   来源:中国警察网  浏览:167

 

 一棵杜梨树孤零零地站在河东岸的凸台上,是三乡五里数得着的一棵大树,足有十几米高,有人的大腿那般粗。
  杜梨树旁边有一条看上去并不宽的河。每年夏天水位很高,水会爬上凸台,到达杜梨树脚下。那时我五岁,家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蹚过没过膝盖的河水,去爬足有两房多高的杜梨树。我知道爬树与攀岩有异曲同工之妙,均是考验体力和四肢协调能力的运动项目,只不过对于一个五岁的女孩来说,爬上那么高的树,着实不易。爬是爬上去了,但是双手紧紧抓住粗一点的树杈,双脚站在V形的树杈上,腿抖得像筛糠,我想退下去,可不敢,担心粗粝的树皮把裤子划破,惹母亲生气。
  我被困在树上,跟被困孤岛的人无二区别。我想许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困境,那年,二姐为娘减轻负担,私自做主到外村去捋菜,她爬上很高的一棵树,捋了榆钱往斜挎的布兜内装,不小心将一片树叶落下,恰遇主人从此路过,抬起头见一毛丫头,破口大骂不说,还唤来一条恶狗,对着二姐狂吠。二姐在树上央求道“大娘,要不是我爹病着,急用钱,俺绝不捋你家榆钱。”二姐说得对,父亲因结核病躺在炕上,家中连下锅的米都没有,哪里有钱给他看病?二姐捋菜到集上卖掉,才能给父亲买点药。榆树的主人听后,一声长长的叹息,说:“闺女,捋吧。”
  本是亲姐妹,我比二姐享福多了。回想当年,我的亲人为了把我从土窝窝拽出来,是何等的用心啊!每月开不足60块工资的二姐夫,把50块钱递到我手上,我知道这50块钱,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。二姐和二姐夫两人加起来工资不足百元,外甥女尚小,母亲下地劳作,都在指望这百元。我回报50块钱的是刻苦学习,努力再努力,从清晨画到黄昏,从数九画到三伏。冬天手脚上的冻疮,裂开的口子向外渗着鲜红的血,老的刚愈合,新的冻疮又形成。三伏天,握笔的手如被水浸泡,肩膀上搭条毛巾,时不时擦擦汗。莫非是我愚钝,辜负了亲人?总之我没有拿到开启大学校门的钥匙,而是进了一家军工企业。
  没能考上大学,我从虚无缥缈的理想天空中跌落在地,把握画笔的手开始在算盘和钞票上跳舞。为了谋生,我没有年休假,没有礼拜天,每天像上满发条的钟摆一样工作。单位新买了双鸽打字机,在别人学不会的情况下,我愉快地接手。把铅字敲在蜡纸上不难,难在背诵密密麻麻的倒字、反字字盘,不像电脑键盘,声母加韵母会繁衍出无数汉字。很快,我把噼啪噼啪的声音,敲出了均匀的节奏。在这“很快”二字后面,是手指深深的酸痛。
  如果我像如今有些人那样,认为会得多,干得多,是傻瓜,那么五年后,我会同曾并肩工作的同事一样,成为下岗工人。说这番话,并不是轻视下岗职工,是我确实尝到“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”的深意。后来,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技能,我获得了去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习的机会。
  在村里,婶子大娘夸我苗条,像牵牛花,我不喜欢花朵,但是喜欢藤科植物。在我看来蔷薇、爬墙虎、葡萄架、野麻等,有一种为了尊严而活着的力量,一种忍耐寒冬酷暑摧残而不折腰的力量。我从它们身上可以感受到那种不可言喻的东西。那个星期天,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一位领导笑呵呵地交给我30多页的稿纸,说是下午开会用,要求我在两点前打完。为了按时完成任务,我中午连饭都没顾上吃。终于把长长的文稿变成了数页蜡纸。等我将打好的稿件交到领导手上,谁知领导展开蜡纸看了看说:“对不起啊,让你加了这么长时间的班,可是会议取消了,你回去吧。”说着,那湖蓝色的蜡纸就被领导揉成一团,丢进了废纸篓,我不敢言语,心中是酸苦的……我在那里整整两年,除去吃饭、睡觉,唯有工作才能使我体会到存在的价值。那时机关两名打字员,用的是笨重的铅字打字机,一字一字敲在蜡纸上,敲完后,抽出蓝色蜡纸和带格衬纸之间的棉纸校对,如有错误,需用涂改液涂抹错字之处,补打正确字后,进行油墨印刷。每天工作量有多大,我难以用准确的词汇描述,反正两年多一点的时间,我原本正常的视力急剧下降。日复一日,我在噼里啪啦的杠杆和铅字的碰撞声中,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根藤在键盘里攀爬,从稚嫩爬向成熟。
  我终于成了警察。为了让自己与警察的身份匹配,我继续攀爬。参加过司法函授自学考试,取得了中专文凭,当普及大专时,又投入公安大学自学考试中,好不容易考过多一半的课程,却遭遇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尴尬。一两千人被困瓮城面面相觑,只有我和好友的爱人,选择杀出一条血路,报名河北师范大学法律系,三十好几岁,拿到国家承认的红本本。只问耕耘,不问收获的我,竟然在即将叩响不惑之年时,升职正科。
  著名作家塞壬在《奔跑者》中写道:“在写作中,我找到了另一种奔跑,它让我实现穿越个人黑暗地狱而抵达天堂的澄明……”我知道,塞壬是在写作中实现自我拯救,对于我来说,原本拿爬格子自娱自乐的我,有一天在写作中,竟然看见了澄明,它诱使我甘愿虔诚地匍匐在地。这是我在攀爬工作高度的同时,作出的一件与物质无关,与内在精神息息相关的决定。那个时候写稿写在格子纸上,被称作“爬格子”,我爬得很快乐,或白天,或黑夜,或行走坐卧,灵感来袭,立刻投入写作状态。在这条路上我爬得很轻松,并非我天生具备文艺细胞,而是我遇到了一直追赶我的良师益友,他们握着无形的鞭子抽打我。“句子还疙疙瘩瘩,需要揉开”,“缺少一条主线,把故事情节串起来”,对于这些专业提法,我不是似懂非懂,而是一点不懂。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什么叫散文语言,什么叫主线等,在他们的帮助下,我的文章爬上当地报刊,又爬到省内外。
  那一年身体有恙的我,同众作家一起去乡下采风,看见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枣树,瞬间病痛跑得没了踪影。本以为我一人喜欢爬树,结果还有举止温婉的俊萍妹,我们爬上树,尚不过瘾,来回在与枣树比邻的亭榭边沿上走了一遭又一遭,地面上的人一个个紧张地喊着:“快下来,小心!”我们耳朵过滤掉他们的担心,索性坐下,双腿悬空荡起秋千。我知道,此时爬树无非是对过去时光的一种追念……当今,与我当年一样年龄的孩子,很少会爬树,他们的童年更多地被困在书本中,为大人们设置的高度爬了又爬,爬不动时,被老师、父母想尽办法利诱,继续爬。
  去年冬天,从花盆中冒出一棵无名草,叶绿如翠,初春,它长出带竖纹的藤,我殷殷地递给它一根水晶绳,没有想到充满智慧的它,用玻璃丝一样的蔓抓住了!它爬之前,先长蔓,在水晶绳上绕了一圈又一圈,然后再长藤,这棵无名草现在即将爬到窗口。那天我正端详无名草,看见有只肉眼刚能看清的小虫,顺着藤向上爬,小心翼翼的,如同缩小无数倍的我。
  爬,无名草在爬,我也在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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